歌德在1827至1830年間發(fā)表的世界文學觀念蘊含了世界主義和本土主義兩種既矛盾又統(tǒng)一的價值觀，極大地激發(fā)了中國文學百年來不斷追求與世界聯結的愿望。從20世紀初鄭振鐸提出的“文學統(tǒng)一觀”，到20世紀80年代的“走向世界文學”，再到21世紀伊始的“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”，乃至最近國內熱衷的“中國文學海外傳播”，無不顯示了這種渴望。這種渴望中包含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論述，經歷了從理想到現實，從世界主義到本土主義，從吸納到輸出的轉變，但“成為世界文學”始終是其不變的追求。
那么，如何成為世界文學？
翻譯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首要選項。達姆羅什把世界文學定義為“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（elliptical refraction）”，以及“因翻譯而增色加分的作品”。第一個定義之所以重要，在于提出了一個“世界文學”的公共空間。民族文學不是天然就能成為世界文學，而必須像光線發(fā)生折射那樣，穿過語言、文化、時間、空間等構成的介質，在橢圓形空間中反射出的第二個焦點，由此形成一種混雜、共生的作品?！皺E圓形折射”理論預設了文本經過翻譯被扭曲和變形的必然，但這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必須付出的代價，最終會使原文本獲益。20世紀70年代之后興起的各種翻譯理論，是從不同角度和領域，對譯本之于原本的獨立性及其價值進行研究。而這些研究，都給世界文學理論以啟發(fā)和鼓舞。達姆羅什的定義可說是受翻譯理論啟發(fā)而產生的當代世界文學理論最重要的成果。而莫言獲獎，再一次證明了達姆羅什的論斷。莫言小說的葛浩文英譯本存在大量改寫和變異的現象，已經被研究者所證實。如果我們取原作本質主義的態(tài)度，它們就是次級的衍生品，但如果從世界文學角度看，這些譯本體現的就不只是文本的遺失和變形，更顯示出兩種文化的碰撞和對話，以及文本在另一種語言中的移植與重生，因而對中國文學是有益的。
但同時，我們也必須承認，通過翻譯進入世界文學空間，它所發(fā)揮的作用是受限的。翻譯受譯者、市場等因素的制約，而最終取決于國際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復雜關系。中國是外國文學翻譯大國，每年有海量的外國作品翻譯到中國。比較之下，又有多少中國作品翻譯到國外？又有多少優(yōu)秀的譯作產生？我們對此并不樂觀。如果我們都擠在翻譯這座獨木橋上，相信了達姆羅什的話，認為成為世界文學只有這華山一條路，那是目光狹隘的表現。
成為世界文學至少還有另外四條途徑，是以前中國學界所忽略的。
其一是區(qū)域世界文學。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唐麗園寫于2010年的論文《反思世界文學中的世界：中國大陸、臺灣、東亞及文學接觸星云》是一篇研究東亞區(qū)域世界文學的佳作。按照西方的世界文學話語，世界文學的形成從歐洲開始，然后逐漸擴展到其他區(qū)域。因為占據了所謂“源頭”的優(yōu)勢，西方文學被安穩(wěn)地放置在世界文學的中心區(qū)域，而拉丁美洲、非洲、亞洲等地區(qū)的文學，則被置于邊緣區(qū)域。唐麗園認為，這樣的世界文學話語應該被打破，新的世界文學研究必須采納對文學、文化和民族更多元的理解。唐麗園這篇文章考察了東亞地區(qū)中國大陸、中國臺灣、日本、韓國現當代文學中普遍存在的互文、改寫、挪用、交流等現象，指出其創(chuàng)造出了一個相互平等、彼此混合、邊緣模糊的文學接觸“星云”，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共同體。唐麗園期許如此分析非西方文學作品在區(qū)域內的交互作用，有助于整合與重塑“地方的”和“全球的”概念，為世界文學找到一條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并接近區(qū)域中立的途徑。
其二是漢語世界文學。“漢語世界文學”概念的提出和應用，是彰顯世界文學的“中國性”，用中國文學影響世界文學的有效策略。所謂“漢語世界文學”，套用的是“英語世界文學”“法語世界文學”“西班牙語世界文學”等概念，指的是一種語言文學跨國界、跨地區(qū)流通的現象，既包含中國文學的世界化，也包含世界文學的中國化。在這方面，我們已經擁有強大的基礎，除了中國大陸，還有中國臺灣、香港文學，以及海外華文文學，他們以中文及其文化為根，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，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。史書美（Shu-mei Shih）在《視覺與身份：跨太平洋的華語表述》中，提出了“華語語系”的概念，將其定義為“中國之外和處在中國或中國性邊緣的文化生產場域的網狀系統(tǒng)”，那么這個網狀系統(tǒng)中生產的文學就是“漢語世界文學”。
其三是華裔世界文學。這是以血統(tǒng)作為聯系紐帶的世界文學，有猶太裔世界文學、非裔世界文學，當然應該有華裔世界文學。所謂華裔世界文學的概念，是指來自中國或有中國血統(tǒng)的作家，用其所在國家語言進行創(chuàng)作的一個群體，如華裔英語文學、華裔法語文學等。目前北美華裔文學的影響尤其大，譚恩美、湯婷婷、趙建秀、裘小龍、哈金等，都有重要的影響。對于這些作家所在國來說，他們是本國文學的組成部分，但從族裔角度看，他們又是世界化了的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就如同雙重國籍一樣。歷史上，林語堂、張愛玲的英語作品，也是被當成美國文學的一部分的。在當今族裔多元、血統(tǒng)混雜越來越普遍、跨國遷移越來越頻繁的時代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將這些作品拒之門外。
其四是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世界文學。它是指在異文化空間中，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碎片式存在。前幾種形態(tài)的世界文學都體現為具體的文本，是一部部完整的作品，而這里中國貢獻的世界文學并不以獨立、完整的文本形態(tài)出現，而寄生在受中國文學與文化影響的域外作品之中，構成了這些文本的重要元素；這些作品也就成為中國文化的載體。中國文學文化對世界各國文學的影響是廣泛存在的，在東亞各國如此，歐洲、美洲也是如此。詩人龐德通過翻譯創(chuàng)作的詩歌《神州集》《劉徹》，以及化用了許多中國文化文學元素的《詩章》，都屬于這一類作品?，F在美國有一批學者研究的“跨太平洋詩學”（Trans-Pacific Poetics），著力點就是美國文學中的東亞文化元素。費諾羅薩、龐德、斯蒂文斯、摩爾、斯奈德、葉維廉、車學敬、凱魯亞克、金斯堡、肯尼斯·雷克斯羅思、約翰·凱奇、加里·斯奈德、羅伯特·布萊、默爾文、羅伯特·哈斯等眾多美國詩人和作家的創(chuàng)作中表現了這些元素，從而構成了“跨太平洋詩學”研究的主要對象?！翱缣窖笤妼W”不同于傳統(tǒng)影響研究，它擺脫了僅重視文本影響和文化還原的狹隘思路，從民族志、翻譯、互文旅行等多角度切入，對這類美國詩人和作家作品中蘊含的地域之間對話、想象、相交、混雜、統(tǒng)一特性進行深入系統(tǒng)的研究，目的是探究中國文化如何注入以歐洲文化為根基的美國文學，幫助其形成自身特性。這一類世界文學中，中國文化融入異文化最深，影響最持久，也最重要，它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追求的最終結果，理應受到重視。
總之，世界文學是一個復數，有多樣形態(tài)的世界文學，任何一種世界文學都是重要的。我們需要做的，就是持續(xù)增強中國文學母體，使之從多種途徑不斷擴大國際影響，讓世界文學具有更多的中國性。（謝江南 劉洪濤，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師范大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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