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”今天，人們發(fā)出與韓愈同樣的感嘆。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拉大了，教師心中功利成分多了，學校中師德失范的現(xiàn)象也比以前多了。學生不像從前那樣尊敬老師了，社會上甚至有把教授污之為“叫獸”的。嗟乎！師道式微矣！ 師道式微其實始于文革之前。從批俞平伯的《紅樓夢研究》，到反右，到拔白旗等，當階級斗爭在教育中大行其道時，師道之地位可想而知。及至改革開放，撥亂反正，高考恢復了，大學照樣辦了，老師的地位也提高了，而師道卻未能真正立起來。 今年教師節(jié)前夕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師范大學發(fā)表了一個講話。他引用荀子的話“國將興，必貴師而重傅；貴師而重傅，則法度存”來論述師道與興國的關系。師道的回歸與重建仍是中國社會今后一項艱巨的任務。 師道之首要當是師者的自尊與自覺。師者若自尊，當回歸職業(yè)道德，恪守職業(yè)精神。把學生當成學習機器或教育生產(chǎn)線上的產(chǎn)品，敷衍于講堂之上而鉆營于功利之下，都不是教師應有的職業(yè)道德。至于極少數(shù)不講誠信、利用教師職權從學生那里謀取某種利益甚至侵害學生者，則應該被剔除于教師隊伍之外。 師者若自覺，當在為師的職業(yè)生涯中升華自己的人格。懷著對生命的敬畏、對生命意義的尊重而面對學生，而不能把學生只是當成實現(xiàn)自己職業(yè)生涯的工具，而應該把學生當成賴以生存的伙伴。著名哲人馬丁·布伯言：“把學生視為伙伴而與之相遇，根據(jù)對方的一切因素來體會這種關系?！闭窃谂c學生的這種純粹關系中，教師才能真正成為“人師”；正是在這種純粹關系中，教師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由意志，那種不羈絆于權力和功利的自由意志。真正優(yōu)秀的教師能夠把“教”與“學”置于“讓學生自由發(fā)展”的自覺中。這需要教師有一種情懷：在自己內(nèi)心給自由留下廣闊天地，讓學生心靈給自由留下廣闊天地。盡管多數(shù)教師很難達到那種境界，但至少應有一種氛圍——那就是學校所提倡的并為廣大教師所仰望的師道。 欲重建師道，教育要回歸，要高揚人道主義。當我們反思“文革”師道盡失的原因時，不妨設想，那時候若學校中的人道主義教育是充分的，若學生頭腦中的人道思想起主導作用，即使有領導人的號召，文化革命也不會來得那么慘烈。正是“文革”之前相當長時期內(nèi)，學校中人道主義教育的缺失，加劇了“文革”的慘烈。當階級斗爭之道高揚時，在學生頭腦中存在的那點人道便會躲藏起來。直到今天，學校中依然存在人道主義教育缺失的狀況。人道不彰，師道則不揚！這是需要我們警醒的。 欲重建師道，學生當回歸尊師傳統(tǒng)。中國本來是一個有悠久尊師傳統(tǒng)的國家，但“文革”的教訓卻使我們充分認識到，悠久的傳統(tǒng)在不當?shù)慕逃乱矔兊么嗳酢１M管改革開放后被破壞的傳統(tǒng)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，但學校中的尊師卻遠未如舊。 幾年前，一位學生在學校的BBS上發(fā)帖子談到“……讀了幾年之后，赫然發(fā)現(xiàn)，導師確實更像老板……”抱怨與不滿之情盡現(xiàn)。不諱言學校中確有個別教師全然“老板”做派，而漠視學生利益的情況，可更多的情況卻是有些學生不能正確對待導師要求自己做的工作，希望老師分派的工作與自己的論文絕對相關。其實，學生也要明白沒有完美的老師，老師也肯定是有缺點的人，但老師身上的缺點不能成為不尊重老師的理由，當然師德敗壞者除外。 欲重建師道，政府要回歸責任意識。今天學校中師道退化，政府有相當?shù)呢熑?。如某些教師身上存在的過分功利和職業(yè)精神缺失的現(xiàn)象，雖說教師要負主要責任，但客觀上亦有政府的責任。政府規(guī)定的教師待遇太低，致使教師們不得不分心，琢磨如何多掙一點“工分”，多掙一點獎金。少數(shù)人靠覺悟，多數(shù)人靠政策，這大概是現(xiàn)實的道理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政府缺少對教師的承認，制度設計上有偏差，也是一些教師過分追逐功利的原因。 另外，學校中的行政化也是師道退化的部分原因。行政化導致學校中官氣太重，官氣重則必然影響到對教師的尊重。也許有人認為，學校的行政化是政府對教育過度負責任的表現(xiàn)。其實不然，恰恰是政府過度權力的意識作怪。政府對教育的真正責任是構建和維護良好的教育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，最重要的當是尊重教育規(guī)律，盡量減少行政干預，這樣也有利于師道的重建。 欲重建師道，少數(shù)批評者及媒體要回歸理性、回歸社會良心。中國教育當然需要批評，但少數(shù)人以偏概全，故作驚世駭俗之語，則有損中國教師的整體形象。比如某大學若出一個騙子，馬上有人說“XX大學豢養(yǎng)騙子”。教師這一群體中，好色甚至流氓成性者肯定有之，為何有人渲染院長們（也是教授）悉數(shù)不軌？ 中國有一批公共知識分子，相當一部分為大學教師，他們具有批判精神，關心社會發(fā)展，關心國家進步，而且絕大多數(shù)也擁護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。這一群體中確有部分人有異質(zhì)思維，但整體上他們的存在對國家、對社會是有益的。不知從何時起，個別媒體把這一群體簡稱“公知”，極盡嘲諷、污名之能事。似乎公共知識分子都不是代表勞動人民利益，“公知們一概主張以西方社會為藍本”，照搬西方的制度。即使個別人有那樣的觀點，批那個人的觀點就行了，為何讓其他人都“陪綁”？在今天中國的轉(zhuǎn)型時期，社會和媒體都需要理性的批判和批判的理性，這既是中國重建師道所需，更是社會良心所在。（李培根 曾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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