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3月，我國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秘書處提交了《南京大屠殺檔案》和《慰安婦——日軍性奴隸檔案》的提名表。其中“慰安婦”的申報檔案涉及了四名戰(zhàn)犯的筆供，已經公布的鈴木啟久和佐佐真之助就在其列。我特別注意到，他們在此次公布的親筆自供中都交待了日軍設立慰安所、誘騙和強征“慰安婦”、強奸婦女等惡行，并涉及具體的細節(jié)。根據鈴木啟久的供述，1941年，他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，誘拐了20名中國及朝鮮婦女作為慰安婦；1942年，命令所部在占領地都要設立慰安所，這一年他強征了60名中國婦女；1945年又征用了60名中國和朝鮮婦女。佐佐真之助供述，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，在慰安所糟蹋婦女十數名；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，在湖北當陽、宜昌、荊門，有中國婦女數十名供給日本軍隊“慰安”。 這些自供均經過戰(zhàn)犯本人確認、簽名或直接由本人書寫，是對歷史真相無可辯駁的呈現，是回擊那些質疑和阻止我們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重磅武器，我們必須保全這些真實的原始檔案，作為世界文化遺產，讓我們的子孫后代都能知道、都能警醒。 一直以來，中國“慰安婦”研究中心長期致力于復原“慰安婦”的悲慘歷史，而缺乏檔案史料一直是制約這項工作進行的重要因素。日本戰(zhàn)敗之時，大規(guī)模銷毀侵華的原始檔案，導致研究的展開因缺乏第一手材料而步履維艱。所以20年來，我們開展了日軍性奴隸制度的歷史調查，前后獲得百余幸存者的珍貴口述資料，如萬愛花、林亞金（黎族）、李秀梅、鄧玉民（苗族）、朱巧妹、周粉英等，她們無一例外的都被強征為性奴隸。目前還有23位老人生活在海南、廣西、山西、黑龍江、湖北等地。如今，戰(zhàn)犯自供的公布，相當于一份“加害方的原始證據”，具有權威性，與我國“受害方的詢問筆錄”和“加害方的事后回憶”相結合，則構成了多重證據鏈，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，能清晰、客觀地呈現日軍侵華及強征“慰安婦”的實態(tài)，是推進“日軍性奴隸資料整理與研究”這一國家重大課題的重要資源。 當前，日本政府通過解禁集體自衛(wèi)權的決定，無異于又要將日本恢復為一個“可以戰(zhàn)爭的國家”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戰(zhàn)爭欲望沉渣泛起，這種“惡性”為歷史所不容，為世界人民所唾棄，為世界潮流所不允。檔案的公布就是要世人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嘴臉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理當團結起來，鏟除作惡者的惡性。 同時，我們也期待罪行較輕、認罪態(tài)度較好的1017名戰(zhàn)犯自供的早日披露。他們作為日本侵略者的戰(zhàn)爭工具和幫兇，首先是加害者，同時，他們也是軍國主義體制的受害者，他們的一生無輝煌可言，無軍功可說，尤顯得可憐與可恥。所以，日本民眾、世界人民都要清醒地認識侵略戰(zhàn)爭的暴虐，防止被軍國主義狂熱分子“洗腦”，警惕和反對阿倫特所說的“平庸的惡”，保衛(wèi)和平、反對戰(zhàn)爭、銘記歷史、面向未來。（蘇智良，中國“慰安婦”研究中心主任）（鄭海鷗采訪整理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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